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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才地理研究的历史回顾

2012-05-21 浏览次数:6883 关闭

  汉字中很早就有“才”这个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样解释:“才,草木之初也,从丨上贯一,将生枝叶。一,地也。”“才”的一横,象征大地;一竖,有一小半已露出地面,象征出土之茎;一撇,为将生之枝叶,象征继续发展。可见“才”与“地”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了一则“王武子与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的对话。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嵬以嵯峨,其水氵甲渫而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这里的“地”、“水”、“山”显然指的是自然地理。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记载晏子使楚时讲:“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晏子以“南橘北枳”比喻不同地理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但这里的地理环境显然不单纯指自然地理,还隐喻着社会、文化环境——人文地理环境。
  昔人也有所谓“山西出将,山东出相”之说;从下文我们将看到:在北宋王朝消亡之前,确有这样的历史渊薮,但从南宋起,中国文化中心已经由“中原”南移,山西、山东就很少出将相,而是“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了。
  近人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曾论及南北文学之不同:南方人善玄想,北方人重实行;南方人性冷而循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故前者创作了富于幻想的庄子散文,后者则导致了“诗三百”的抒情短制。王国维看出了南北文学在思想倾向乃至艺术风格方面的区域性差异,但是在探究原因时并没有简单地归结于纯自然地理的差异,而更多地注意到了人文背景的不同:“前者贵族派也,后者平民派也;前者近古派,后者远古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
  然而,对于“人才地理问题”进行学术性的探讨和研究乃在“五四”运动以后。当时在我国大地上,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组成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各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很多专家学者一方面从历史的时间座标上,反思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化;一方面从地理的空间结构上探索中国文化的分布和变迁。由于人才是文化的活的载体,所以对文化的诸方面的研究必然涉及到人才问题。而对于文化的地理结构方面的研究就触及到了人才产生、分布、迁徙等地理行为。比如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①中提出十个问题:“何故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何故直隶、河南、陕西,清初学者极多,中叶以后则阒如,何故湖南、广东,清初学者极少,中叶以后乃大盛?……”他认为这些问题如果“能一一求故而解之,则我国文化一部分之性质及其来历,可以明了”。而潘光旦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才的迁徙,实为文化迁徙的张本。”②
  回顾半个世纪以前的有关论述,对于今天有何意义呢?笔者是这样考虑的:今天,地球文明已经进化到“智力圈”时代,新技术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智力革命。一个以“知识与智慧的价值”为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正在诞生。人才作为知识的载体、智慧的创造者,无疑是智力圈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当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人才的产生、分布、结构、密度、迁徙、流动(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人才外流)等地理格局和行为都直接影响着各国和区域的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进程。所以,近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在“系统结构的开发导向模式”基础上加入了“人才结构的开发导向模式”,拓展了战略研究的“全息”意义;国外对第四产业(科技信息业)的地理分布研究,也引起了我国地理学界的重视。人才地理研究可为这几方面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区域分析基础。在全面深入地展开这一课题的研究前,对前人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做一简要的回顾,试图寻找有益于我们今后研究的某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  (一)丁文江开研究先河
  人才地理研究的第一篇学术性论文是丁文江撰写的。丁文江1904年先去日本,后改去英国学地质学、生物学,1911年回国。③1919年他开始思考人才与地理的关系,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1921年他移居天津,从梁启超那里借了《二十四史》等历史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经与梁启超、胡适讨论切磋,写成《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发表于《科学》第8卷1期(1923)。这篇文章对我国二十四史辟有列传的历史人物一一进行籍贯考证,绘制了一张5700多人的“历史人物分布表”,分别列出前汉、后汉、唐、北宋、南宋、明代各省的历史人物百分比。从表中他发现:后汉时期河南人物最多占37%,到了明代却不到7%;而江西在前后汉都不到5%,到了明代却上升为11%。所以“这种人物分数的变迁,实足以代表文化中心的转移”。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找解释:首先,人物出现的数量与历代王朝的建都地点有关。例如后汉、北宋建都河南,所以河南的人物最盛;南宋的都城在浙江,唐代建都陕西,所以浙江在南宋、陕西在唐代出的人物较多。其次,与建都地址相比,文化中心的所在地更能影响人物的数量。例如,前汉都城在陕西,但陕西所出人物,还比不上江苏、山东、河南。第三,皇室籍贯对人物的出现也有影响。在封建社会,皇家子弟可以承袭祖宗余荫、故乡亲戚,得以攀龙附凤。如江苏的人物在前汉占11%,安徽的人物在明代占11%,是沾了刘邦和朱元璋的光。第四,经济发达程度是人物出现多少的重要原因。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经济发达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从而又使江浙两省成为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又哺育了更多的人物。
  丁文江又对各省所出进士与鼎甲分别进行了统计,并绘制了“明代科甲表”。他认为明代科甲表可以明显地反映经济文化中心、建都地址、皇室籍贯对人物出现频率的综合影响。
  (二)梁启超话“学风”分布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之后,梁启超觉得这个研究很有意思,联想到三年前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关于“分地发展”的论述,总感到当时没有把话说透。所以又写了一篇“以研究学者产地为主”的文章,这就是五万字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发表在1924年的《清华学报》一卷一期。梁启超认为昔人所说“山西出将,山东出相”“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其山嵬以嵯峨,其水氵甲渫而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是有道理的。我国地理幅员辽阔,气候南北差异大,地形兼山谷、平原、海滨,民族众多。“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同时梁启超先生又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类并非听认环境的支配,而是能以智慧改造环境的。  梁启超分析了20个省区的学风特色,下面略举一二:
  一、直隶、京兆是古代的燕赵,昔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其贤者任侠,尚气节,抗高志,刻苦,重实行。不好理论,不尚考证。明清之交多奇士。
  二、陕西自古是帝王都城之所在。盛唐不必说,在北宋时张横渠建立“关中”学派;明清之交,顾亭林习游其地,终乃侨寓以老,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为他邦所少。”
  三、河南是中国文化最初发源地。宋朝曾建“洛学”。四、山东是孔孟的故乡,文明的渊薮。五、长江下游两岸及浙水之东西,是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此域为光炎发射之中枢焉”。
  (三)朱君毅和张耀翔的研究
  丁文江和梁启超的人才地理研究引起朱君毅的浓厚兴趣。朱君毅先生早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撰文时(1926年)在清华学校任教授,他利用三周时间,收集资料,绘制了15张统计表格,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分析,写成《现代中国人物之地理教育与职业的分布》④一文,朱君毅所用资料一为鲍威(powell)所编《中国名人录》(1925),一为吴德海(woodhead)所编《中国年鉴》(1925)。朱君毅如实地指出这二份资料的缺点,并认为仍有不少研究价值。他经统计、分析、比较,得出结论:(一)中国人才最多的省是(1)江苏(2)浙江(3)直隶,依次排列下来甘肃、新疆、黑龙江最少。(二)按某种职业划分,政治人才仍以江苏为第一,浙江次之;实业界人才以广东为第一,“粤人多侨居海外,长于贸易,工于制造。富豪为各省冠。该省实业界人才之多职是故耳”。江苏居第二,教育人才以江苏居第一,浙江次之;军事人才,直隶居第一,安徽第二。(三)受新教育者(受新式学校教育)占总数77%,受旧教育者(科举出身或非受新式教育者)占23%。(四)留学生人才中,以美国留学生人数为第一,日本次之,欧洲居第三。十年之前本来是留日学生最多,后来由于美国退还赔款用来资送中国留学生,留美学生突然增加。政治人才受新教育的是受旧教育者的三倍,特别是留日学生最多,因为留日学生学法律、政治、经济的多。从事实业界的人才中,留美生多,因为当时美国是实业先进之国,中国留美生学实业的多。教育界人才90%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特别是留美学生较多。军事人才百分之75%受过新式教育,但留学生并不多,大多是本国陆军学校培养的。
  与朱君毅文章同期《心理》杂志还发表了张耀翔的《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⑤一文。张耀翔认为,天生万物(包括人在内)与地理确有某种关系。热带与寒带居民、沿海与内地居民、岛屿与大陆居民、山林与平原居民,身材不同、容貌不同、健康不同、态度不同、性质不同,这就是所谓人地关系。他认为选择人才地理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科举人物,因为科举是自由竞争的取士制度,科举人物的数量比较,真正可以说明某地产生人才的多寡。而“都城地位”、“文化中心”、“学风昌盛”等则是人才产生的结果,并非人才产生的原因。他绘制了《清代进士出身的地理之分布表》、《清代进士及弟的地理之分布表》等五张表格。这几张表格都表明:浙江、江苏进士人物最多。该文还通过数量比较,认为中国进士比美国博士的智力要高。
  (四)潘光旦论人才地理的三个方面
  1926年潘光旦获美国生物硕士学位回国后从1927年发表《人文生物学论丛》、《优生与抗战》、《小青之分析》、《人文史观》等论著开始,走上了一条涉及生物学、人类学、遗传学、心理学、地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道路。从潘光旦先生大量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始终有一个焦点:中国人才产生、成长、繁荣的规律和机制;他试图从这一点突破,以提高中国民族的智力和素质水平,改变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
  潘光旦先生在《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殖与遗传(上篇)》中写道:“人才的科学研究,就在西洋,也不过六十年历史。在中国,画才的研究虽尚无人着手,别种人才的研究,在十年前也就有了。梁启超、顾颉刚对于清代的朴学大师,丁文江对于史传上的人物,朱君毅对于现代人物,张耀翔对清代进士,胡适对于三百年的女作家,最近沪江大学教授美人莱姆荪又就密勒氏评论报出版的中国名人录,著为《中国近代名人研究》一文——综合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可观的开端了”。潘光旦还认为:“研究一种人才,大致可以从三方面下手:一是从人文地理学方面,就是研究这种人才在某一区域的散布,或者更进一步,研究他门的成绩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山水气候之类——有什么刺激和反应的关系。二是从人文生物学的方面,就是研究一种天才或才干有无遗传的根据,换言之,就是研究许多同具这种天才或才干的人有多少血统上的因缘。三是从文化学的立脚点来研究。一种人才的产生,一定有师承,及其既经产生,一定会有派别;这种师承和派别关系的研究,便属于第三方面了。研究任何一种人才,这三方面多少都得顾到,才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结果。”
  本文关心的是潘光旦先生研究的第一个方面。目前能够看到的潘光旦先生涉及到人才地理的论著有:《近代苏州的人才》⑥、《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殖与遗传》⑦、《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⑧、《武林游览与人文地理》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⑩等。潘光旦先生的人才地理研究涉及人才的地理产生、分布、迁徙三个方面,我们分别归纳如下:
  一、人才的地理产生
  潘光旦先生把人才产生问题放到哲学的认识论高度研究。他的人才思想是建立在人文史观上的,他认为自己是人文论者,“人文论者在以人为前提,以人为重心”。“人文史观和伟人史观的对象是很相同的:彼此都看重人才的产生”。但是他坚决反对伟人史观和贤人史观的地理决定论和因缘果报论。“就地理一个因素说,在缺乏智识的人手里,变做风水的宗教,在有识见的人手里,变做‘天地钟灵、山川毓秀’的玄学”。“所谓‘毓’,自然是天志的一部分,法则所不能支配,人才所不能左右,理志所不能分析的一种手续了。一样是这块天地,何以这里不钟灵,而偏在那里钟灵?一样是这幅河山,何以以前毓过秀,而如今不毓秀了?”他接着批驳了因缘果报说,“因缘果报与人才产生的关系密切,以前是绝对没有人否认的。尤其是在科举时代。”千余年来,科举几乎是我国人才产生的唯一途径,所以一人在科举上的成败,往往从祖坟的风水好坏去寻找解释。潘光旦举了一个例子:昆山徐氏在水灾时曾经救活过很多灾民;徐氏的儿子开法又解救过被坏人抢掠并锁闭在大楼里的数百名妇女,后来开法的三个儿子都中了鼎甲。于是许多人都认为是由于祖坟的风水好和祖先的阴德所致。潘光旦驳斥说:昆山徐氏和他的儿子开法能够用急智和权宜方法救人于灾难之中,是因为他们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开法娶的又是大学者顾亭林的妹妹。两个书香门第联姻,后代自然具有优良的生物遗传和家庭教养,后来天下太平时,他们把文化知识传授给下一代,所以三个儿子就在科举上表现出来了。可见并非坟头风水好的缘故。
  在此研究基础上,潘光旦提出了“人才产生三边形”的模型:即“生物遗传”、“文化背景”、“平生遭际”。他认为一个人成才的程度在于这三种因缘结合的程度。如以上、中、下为每一因素的等差,则上、上、上始到下、下、下终,可以排列出二十七级,上智、下愚、中庸的人物不论成败都可以包括在这二十七个等级里边。他认为,在这三边中,遗传是基础,文化背景和平生遭际是供给刺激的环境;文化背景是纵的时间性质的,平生遭际是横的空间性质的。所谓“时势造英雄”是把“平生遭际”极端化了,时势有力量把人才引向什么途径,但能否成为“英雄”还要看其内在素质。他举例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中国也许成不了进化论的集大成者,因为在当时中国文化里没有教人研究进化论的刺激和机会,没有多少进化学说的遗业;然而至少在别种当时流行的学问上,达尔文可以有博大精深的贡献。因为“平生遭际”只能决定成才的方向,而不能决定成才的程度。
  二、人才的地理分布
  人才地理分布的研究首先要统计,这就要对“人才”有一个规范。什么是人才?谁是人才?潘光旦认为“人才”是一个很笼统的名词,并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不过研究历史上的人才,只能统计在文字上流传下来的,有事迹功业的人——所谓“名见经传”者,“不见经传”的人当然也有人才,但这种人尽管聪明能干,但怀才不遇,没有文字记载,自然无法统计研究。“见经传”的人也有庸才混杂其中,毕竟是少数。丁文江着重统计的是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才,而潘光旦本人更关注“多才多艺”的画家、艺术家、学者之类。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有相当的智能做基础”。
  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潘光旦先生利用地理学的地图方法清晰、直观地展现了当时人才分布的格局。比如他在《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殖与遗传》一文中绘制了《唐代及唐代以前中国画家分布图》、《五代南北宋及元代中国画家分布图》等多幅地图。
  潘光旦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人才分布的变迁,大势上和人口膨胀散播的方向是一致的,即从西北到东南——从黄河流域转入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下游。最初人才集中在陕西、河南、山东诸省,秦汉之后开始向南扩展,并向江、浙、皖诸省集中。最近数百年,又有自东南转入西南的趋势,广东、广西、湖南逐渐有了繁荣的气象。北方黄河流域的人文重心,大约到了南北宋之间便告一段落;而江浙的人文溯源虽远,是在五代以至于南宋才确立了地位,全盛时期则在明清两代。
  三、人才地理迁徙
  潘光旦先生在《近代苏州的人才》一文中认为,他对人才问题的研究“注重地理,尤其看重地理环境的不齐,所唤起的移徙作用”。他对人才地理迁徙、流动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描述,而是竭力寻找迁徙的原因。在《近代苏州的人才》中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北宋苏舜钦(子美),本来是铜山人,后来移寓苏州,其移居理由很有趣,《吴中旧事》这样记载着:
  苏子美云,吴中渚茶野醖足以消夏,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流连,不觉日暮。遂终此不去。
  潘光旦解释说:“渚茶野醖以下是地理的吸引力;高僧隐士以下是人文的吸引力。无此吸引力,苏子美必不流连;亦惟苏子美一流人物才能接受这吸引力。”《苏州府志》记载着流往苏州的名人277人,说明移徙原因的,约有60人,统计如下:受山水风土吸引的27人,避乱逃荒的20人,军职不返的9人,就婚5人,就学1人,避仇1人。可见移徙原因最大的两个是受山水风土吸引和避乱逃荒。前者代表苏州地理的吸引力,后者代表文化的吸引力——因为苏州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太平的地域,避乱的乐土。
  潘光旦进一步讨论说:能够接受苏州吸引力,而作“向心移徙”的人是一般人口中“比较聪明、多才多艺、能进取、肯努力的分子”。这些人移居之后,把他们的聪明智慧播散在秀美肥沃的山川风土之上,于是产生了清明的政治、良好的制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这样原来的纯粹自然景观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这就更进一步增加了对后来人才的吸引力,形成“人文相生”的良性循环。“于是因果果因,互相推递,历千百年,而上文所谓人才之渊薮成矣,江南与两浙人才之盛,亦不出此种人文地理之大原则耳”。
  关于人才迁徙与文化转移的关系,潘光旦有一句深刻的论断:文化的移徙,由于自身移徙——即文化之传播推广者小,而由于人口移徙者大。约言之,即人才的移徙,实为文化移徙的张本。”在《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殖与遗传》中,他之所以用“移殖”这个词,是因为讨论画才的地理行为,用“移殖”一词比其它词更为准确。画才在地理迁徙过程中“有的也许把画术传授给本地的人士,教当地的画风更加一分醇厚;这便是移殖所产生的文化效用。有的也许把女儿嫁给当地人士,因此,把画才的种子散播在寄寓的地方;这便是移殖所产生的生物效用”。可见人才迁徙与文化转移关系之密切。
  潘光旦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自北向南迁徙的轨迹很迂缓,其原因是人才迁徙的迂缓。天下太平时,人们安居乐业,人才的和文化的变迁是“渐变”;只有在天下大乱时才发生“突变”。他认为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种“突变”一共发生过三次,一次是西晋与东晋之际的“永嘉之乱”,二次是五代初时发生的,三次是赵宋南渡。这一结论与后来陈正祥先生所著《中国文化地理》的有关论断是完全一致的。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我国近代人才地理研究的成果做了简要回顾,在另外的文章中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参考文献:①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1卷1期。
       ②⑦潘光旦:《中国画家的分布、遗殖与遗传》,《人文月刊》1930年第1卷10期,1931年第2卷1期。
       ③胡适:《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
       ④朱君毅:《现代中国人物之地理教育与职业的分布》,《心理》4卷1号(1926)。
       ⑤张耀翔:《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心理》4卷1号(1923)。
       ⑥潘光旦:《近代苏州的人才》,《社会科学》(清华大学)1935年1卷1期。
       ⑧潘光旦:《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人文月刊》1931年2卷2期、3期。
       ⑨潘光旦:《武林游览与人文地理》,《学灯》1927年6月。
       ⑩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山文化教育馆丛刊,1935年8月。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12月。

原载《人才科学研究》198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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