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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哲学思考——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价值与使命

2012-05-21 浏览次数:6743 关闭

      
  在“2006国际哲学节”之际(11月16日),内蒙古社科院、内蒙古哲学学会召开以哲学为主题的座谈会很有意义。哲学是人类对存在与真理的睿智之见与智慧之思。我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发现现代西方自然科学抽象出来的一些自然哲学结论往往奇妙地回归于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命题;同时,在人类生存的一些现实性问题上也出现了价值取向东方化的倾向。理念和现实的双重回归使我认识到中国哲学的终极性价值,并感到中国文化在21世纪将承担重要的使命。
                              一
  上世纪末,西方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对宇宙秩序性的研究,由此建立了以数学为主要描述手段的《混沌学》。《混沌学》对宇宙微观领域的研究发现:无序向有序的演化进入“高级混沌”状态时,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便与中国哲学的一些古老命题相通。这使得自然科学的理论家们惊诧不已!
  一个很浅显的经常被引用的案例是:在一杯水下面加温,水的花纹形态便不断变化,当出现三种花纹时,在某一瞬间,花纹形态会呈现无限的多样性。“系统哲学”是这样总结的:“在一个系统中,当有三个以上子系统参与竞争、协同时,系统会出现无限的多样性。”我想这在某种意义上也阐述了为何“红黄蓝”三原色的叠加会描绘出万紫千红,为何中国人认为二人为“从”,三人为“众”。曾经跟随普里高津研究“耗散结构”的北京师范大学非平衡物理所所长沈小峰在《哲学研究》杂志的一篇论文中不无感慨地说:“老子二千五百年前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是怎样知道‘三生万物’的呢?”
                              二
  在另一个领域,社会科学家们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注意到了地球普遍出现的危机: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战争不断……这些危机在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同时,严重降低了人类的生存质量。
  科学界的精英们在检讨主流文化中“人类中心主义”误区的同时,也发现了东方的智慧,发现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精神内核。
  于是,在上世纪末,精英们发表了两份影响世界的宣言。一份是9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的《面向21世纪的宣言》,在这个宣言的序言里面有一段话引人注目:“未来人类社会的构建应当回到东方的孔子。”诺贝尔获得者大多为自然科学家,他们的思维充满了理性。第二份宣言是国际间行动理事会发表的《人类责任宣言》,这份宣言是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周年这天(1998年12月31日)发表的,认为50年前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存在极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人类过度地张扬和宣扬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忽略了每一个人应当对社会所尽的义务,也忽略了人类对社会、对自然的责任。要弥补这个缺憾的话,人类就要用新的哲学理念来构筑未来的世界秩序,所以这份宣言提倡未来人类要回归到中国文化所主张的和谐理念中去。“国际间行动理事会”影响面很大,其成员都是大政治家,即卸任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大法官、大检察官。
                              三
  应该承认,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多年西方文化从希腊罗马文明的源头找回灵感,张扬人性、尊重人权、提倡自由民主,发展科学技术并通过市场经济增进了人类的财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西方文化客观上成为当代人类的“主流文化”。但这种人类的追求奋斗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极端,“过犹不及”失去“中和”而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的泥淖。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主宰,应该充分地、尽情地享用地球上一切资源;人是主体,其它都是被人所支配的客体,把征服自然、人定胜天视为科学的目标和人的奋斗目标。而“文化本位主义”则认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是唯一正确的,缺乏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不能容忍不同文化价值并存不悖,文化本位主义必然导致民族本位主义和国家本位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导致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直接的恶果是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而文化本位主义的狭隘的价值观则在上世纪从欧洲燃起两次世界大战,然后是长期的冷战以及现在出现的“恐怖主义”。冷战时期“军备竞赛”将“人类理性”引向邪恶,制造的原子弹、氢弹足以将地球毁灭十次之多;而眼前的“反恐战争”又使“恐怖主义”恶性循环。
                              四
  中国文化讲“道德”、“中庸”、“和谐”。平心而论,这种“东方的理性”,“早熟的智慧”(梁漱溟语)对人性具有很强的制约性,即相对地制约了个体的欲望和创造,而且在一定历史时期也制约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这种情形最明显地体现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成为“弱国”,在“八国联军”的枪炮下割让土地、出卖主权、“丧权辱国”。因而中国文化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弱势文化”,连国人都要打倒“孔家店”。
  这种情况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一直到上世纪末,人类的精英们发现大自然已经不能承受人类的欲望,貌似强势的西方文明把地球人带到了危险的高山之巅,如果再不悬崖勒马,人类将在自己创造的文明的烈火中自焚。“全球伦理”的概念出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被视为研究“全球伦理”最大的“资源库”,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的“终极性价值”终于被发现了。
                              五
  首先,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国哲学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应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天人合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现代生物科学揭示出“生物链”的存在,而人也是生物链的一个环节,在科学上证明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正确的。
  第二,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推而广之即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哲学主张“和而不同”,人与人、人与社会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准则相处;坚持文化公平、多元并存,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跨文明对话,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费孝通先生称中国人的这种理性为“文化的自觉”。比如历史上昭君出塞、胡汉和亲、文成公主进藏,化干戈为玉帛等事例都说明人类完全可以更加明智、更加平和地解决争端。这对现代中国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对于西方“以牙还牙”解决恐怖主义的“单向思维”也应该是一种告诫。
  第三,人与自身的关系。现代人追求物质财富、金钱至上,欲望很大,竞争激烈,而欲望与能力之间往往失去平衡,整天处于焦虑之中,寻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家园。中国哲学追求内心平和安祥,以求实现肉体与心灵的和谐统一的境界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身与心的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讨论“全球伦理”,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基础。
                              六
  总之,21世纪的人类社会出现了价值取向东方化的趋势。在我看来,趋势东方化与经济全球化(哲学上应称之为“人类生存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哲学上应称之为“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在新世纪将弥补现代人类“主流文化”的缺陷,引导人类摆脱迷惘,克服“文明的冲突”,创造全球和谐与和平的理想愿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历史学泰斗汤因比的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正确的;而“中国威胁论”者们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在物质甚至军事上成为世界霸主的论调是荒谬的。
                      

发表于《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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